他直视着她的目光，不偏不倚，不躲不闪：“因为我不该说那样的话，是我的错。”
这句话一出来，她的情绪就溃了堤，积攒了多年的委屈和愤怒终于后知后觉地被唤起。
眼泪滚了下来，脸颊上又湿又热。
谢宜珩把手里提着的噪声检测仪狠狠地往地上一摔，碎片四溅，屏幕一下子暗了下去：“你现在再和我道歉，有用吗？你现在去和梵高道歉，说低估了他的才华，有用吗？”
她不是个好脾气的人，但是良好的家教从不允许她当着别人的面这么失控。
这些话说得平静，却是锋利的长剑，像是中世纪的骑士决斗，光明磊落又神圣无比，却刀刀见血，取人性命。
雨下大了，裴彻觉得自己的身体一寸一寸的凉了下去，他弯腰，捡起被摔坏的仪器，目光里是她看不懂的情绪：“你有给过我解释的机会吗？”
“谢宜珩，一声不吭走掉的人是你，现在口口声声说我不道歉的也是你。”
他眼尾带着深深浅浅的红，嗓音滞涩：“你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的啊。
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
两个错责相当的人气急败坏地相互指责，问题和答案听上去都是莫名其妙，还是因为一桩荒唐可笑的陈年旧事。
人在吵架的时候是没有理智可言的，只会用最唾手可得的武器去竭尽全力地伤害那个你所以为的敌人，比如语言。
她轻轻的说，“我本来也是要学物理的。”
歇斯底里的怒骂和哭诉，在多伦多的冬天里被一次次的冷却，在漫长的岁月里被筛去了所有的情绪。
到最后留下的话，不恶毒，也不难听，却笔直地往心脏扎。
裴彻知道她当时面临着怎么的困境，也曾经无数次的设想过，如果他当时相信谢宜珩，那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在苏黎世理工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他和朋友一起去爬阿尔卑斯山。
回来的时候心血来潮，去谷歌学术搜了谢宜珩的名字。
她发表的论文不少，期刊影响因子也不小。
有关于融合推荐算法的论文，也有研究机器学习的模型设计。
但没有一篇论文是和物理有关的，她似乎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他知道他不是唯一的那个恶人，但他是个恶人，是揭发了耶稣的犹大，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谢宜珩的博士毕业论文他也看了，致谢部分的最后写了一句话：“感谢我的挚友阿比盖尔·丹尼斯，尽管她先于我一年毕业，并且早已步入婚姻的殿堂。
感谢她多年来一直信任，陪伴着我，我们共同协作，解决了许多难题。
希望这是一切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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