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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10日）完美落幕的第四届中国进博会达成了707亿美元意向成交额。除了绿色科技等亮点外，阿富汗松子热卖，33个最不发达国家90家企业参与……着实是无声的事实，诉说着一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唱。在进博会期间11月6日的举办的东华大学第二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论坛，有个很务实的台头——2021中非文化交流论坛，作为文化交流论坛的分场，形式就是一场意义的叙事。由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领衔召集，以各大马院学者为主的与会者，或论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逻辑等理论意义，或阐释着安全领域、一带一路等领域的实践，散发着原创性的理论自觉，这个2015年由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破解世界当前困境的中国方案愈发显示出东方智慧和当代意义。
由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时间研究基地、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东华大学基地）、上海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王治东工作室）联合承办的论坛，下午进入专家专场，此为圆桌场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形成和两次飞跃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给困境中的世界的一则中国方案，其来有自。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学院院长赵庆寺回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综合性国家实践方略的提出时间表，其话语体系的形成历经十七大至十九大，约15年之久。
首先是“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13亿大陆同胞和2300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2010年和美国进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针对金融危机，中方提出了“命运共同体”；2011年，首次用在政府的文件中，提到中国的和平与发展时，用到了“命运共同体”。
跃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在2012年的十八大文件中，这是第一次正式应用，是作为外交引领方向而提出。此后，在外交访问中是2013年首次被提及，当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外交学院演讲中；在国际组织中首次使用是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正式提出。
赵庆寺（左）现场发言，樊建武在线分享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成为综合性的国家实践方略，是在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中。它被确立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方略之一。赵庆寺认为，这样一个新话语的形成，思想源头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资源，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大同”，也有文明互鉴中的人类优秀成果借鉴，更有中国长期的外交实践经验。西安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樊建武在线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理路、现实境遇和赓续发展。
如同中央党校原校长李君如在10月22日中国人大研讨会上的提炼——从认识论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经历了“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经历了从实践到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向世界阐述和平发展理念，而十八大以后到现在是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把理念付诸国际关系实践中，为人类做了大量工作。
为何翻成“a Commity with a shared Furture for Mankind”？
衣永刚（左）现场分享，季正聚在进博会进行视频发言（李念摄）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2015年正式在联合国提出至今，已被写入了联合国十多份文件。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衣永刚看来，是因为她超越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当这个新词最初被翻成英语传播时，“命运”一词是直译为“destiny”,后来不断被优化，在十九大报告中翻成了“a Commity with a shared Furture of Mankind”，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意。衣永刚认为翻译的国际通用性中也显示了对1648年以来形成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从从关注的主体上，已经从近代的国家、民族、主权等国家行为体转到了整个人类。上个世纪末出版的《简明大历史》中，已经提出人类世”的概念，即人类圈是和大气圈、岩石圈、生物圈、水圈并列的，这种“范式”的转变必然带来思路的转变。其次，关注的议题已经是从国家间关系转到了共同体的命运。《国家间政治》这本经典著作提出，国家间政治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主体，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之转向人类整体命运。第三，从关注的前提来看，是从过去和当下的竞争转到未来的共享。Future，显示了从空间转到时间上。
什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陈学明现场主旨演讲
从中国外交史来讲，中国在1950年代曾向世界贡献过“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进入新世纪，这样一个代表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新成果的原创思想，她的有效路径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思索。
已过古稀年的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陈学明认为，最有效最合理的路径无疑是世界共同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推进绿色发展。在他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此前的生物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基础上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涉及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自身内在心与物关系。显然，其中有这样一个价值理念：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样一个观念能够达成国际共识。由此，构成共同价值理念，既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和解，又在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过程中，相应地缓解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为他们的冲突根源往往在于人享受和利用自然环境的不公平。根本矛盾化解了，生态文明的实现，不仅会带来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人际关系的和谐，也会带来世界范围内的关系和谐。
基于以上逻辑，陈学明强调，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原则，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所决定。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关系？
孙力现场主旨演讲
如陈学明的论述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对共同价值的理解。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孙力和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王公龙从不同角度加以理论阐释。
孙力认为，共同价值建构有三个逻辑。一是时代逻辑。共同价值是不同制度的反应，共同性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入了一个并存的时代，此前的斗争形式转化为和平形式。经过几个世纪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家对专制、不平等、奴役、侵略一些价值得出了否定性的共识，这是共识的基础。“但否定的共识并不等于肯定的共识，因此，还存在必要的斗争。我们千万不要丢了阵地。”二是辩证逻辑。共同还意味着基于历史、文化、国情这样的差别必然存在，但并不影响对共同价值的追求和她的进步意义。孙力提出要防止两个误区：既有的价值被某些势力主导时，不坚持阐释就放下也是一种虚无主义；偏废斗争性是否定了共同价值的存在，光讲统一性就不可能实现，其辩证性就在于在斗争中建构，在统一中存异。三是实践逻辑。实践是检验价值观更好的抓手。
王公龙作视频主旨演讲 李念摄
王公龙坦言自己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年。2015年9月公开提及时就提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今年建党100周年七一讲话中，再次被提到。两者是什么关系？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无疑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体现了其精神财富。但当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大量问题摆在人类面前，原有价值体系无法解释时，就需要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表达。我们的命运都系于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全人类共同价值也代表着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普遍利益。她是一个高级形态的共同体，基础是利益共同体，需要责任共同体，最后达到命运共同体。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既有凝聚作用、规范作用，也有调剂的润滑剂作用。如果没有共同价值的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容易变成单纯的政治主张或行为策略，也会被理解成某个大国谋求自身私利的政治工具。第四，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之一。在文明交流对话中、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在推进全球治理中、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都是实践的极好平台。王公龙特别指出，我们要讲好中国的精彩故事，还是讲述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故事，如正在进行的进博会。在进博会现场在线发言的经济日报副总编季正聚就现身说法佐证了这种互利共赢。
天津职校的“鲁班工坊”为何能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到8家？
李国娟发言，谈及天津职校的鲁班工坊已走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众多学者提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如同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黄仁伟所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李国娟教授通过调研，分享了高校在“一带一路”领域可以合作的潜力。她提及的鲁班工坊的案例让人印象深刻。2016年，在教育部指导下，天津某职业技术学校在泰国对口高职建立了“鲁班工坊”，2500年前春秋时期的鲁班发明了很多工具，已经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品牌，也是当代中国工匠精神的传播。李国娟告诉大家，“鲁班工坊”在“一带一路”国家已经建了8家。从2019年开始，该职校准备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
由此，李国娟提出了高校在已有的政府平台、双边平台、多边民间平台、网络平台等四个平台中可以发挥更多。她建议，师生互访和留学可以增进文化的相融相知。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其中一半留学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规模有30万以上并呈增长趋势。调研表明吸引他们来华的有两大优势：其一中国政府设有丝绸之路奖学金，可福泽1万名研修者，其他类似留学政策还很多。其二，中国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这30万留学生可否成为我们的重要文化使者？”
陈文杰谈及“工艺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深受欢迎
另外，各高校可以依据自己的办学优势建立更多的文化合作交流机制和品牌，如“鲁班工坊”。对此，现场的老牌职业学校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文杰也分享了“工艺中国”这门课程，从2019年开始成为学校和乌兹别克斯坦国际交流的常青树。李国娟分析，1990年代，留学生冲着人文和医学而来，今天主要是工科和西医，因为他们的祖国需要大量基础设施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高校大有可为。
同时，李国娟还建议可以开展跨文化研究，不断促进文明互鉴。2019年复旦大学倡导下建立的“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峰会、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的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都显示了这样的有益尝试。
多层次的实践：国家安全观、新中华文明、健康码、美丽中国、生命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6年多来，各种实践不断丰富，除了地域、层级上的不断扩展外，更有不同的领域，有着理论到实践、实践到理论的螺旋式上升。与会学者分享了不少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心得。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蓉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渐变性、联动性、不确定性来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所在。上海海洋大学马克思学院院长董玉来从中国脱贫案例给世界增添精神财富、为全球带来信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形象地表达为“让每个生命都能尊严体面地生活”。去过南非、肯尼亚访问的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院长金瑶梅认为，中国近年来大力提倡的绿色发展，会给缺电缺水的非洲国家的发展一个很好的样板，从“美丽中国”到“美丽非洲”，真正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闫坤如从健康码的一体化谈及大数据杀熟、信息骚扰、身份困境带来的治理挑战，提出人类命运体建设的微观关照。
上排左起依次为：董玉来、闫坤如、金瑶梅，下排从左往右：张桂芳、游昀之、张志丹、姜延军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段鑫星教授、上海财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桂芳教授、上海杉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游昀之则深掘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分别从儒道释中的优秀资源、新中华文明的提出必然性、和文化提供的和合和衷和善因素来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维度。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点出这几年从重视理论创新到兼顾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的“里表兼修”。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主任姜延军提醒了要避免认识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两个误区。
现场与会者大合影
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李君如认为在思想内容上经历三次突破。第一次突破是解决快速发展的中国如何和世界相处的问题，我们不搞霸权，想和平相处。第二次突破是在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面前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第三次突破是疫情爆发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冠疫情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并且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方案了，也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王治东做会议总结，沃尔夫教授在伦敦做视频主旨演讲
这场依然处在防疫时段、与进博会同步召开的东华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第二届议程上加了上午的青年学生专场，25位来自国内不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博生们登台论道，分享自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见解。领衔承办的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治东总结，牛津大学乔纳森·沃尔夫教授，这位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顶尖学者的参与到青年学生的加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学术共同体在扩容，在交流中开拓更大话语空间。
仿佛与进博会的“越办约好”有着默契，解释世界之后才有改造世界的可能，马克思150多年前留下的“共同体”思想被21世纪的中国学人们正在以创造性转化的姿态加以延伸，虽然才开头，但已在路上。
作者：李念（文汇报高级记者）
照片：除署名外，均为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提供
编辑：钱亦琛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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